《日下旧闻考》是窦光鼐、朱筠等人根据《日下旧闻》加以增补、考证而成的，此书是迄今所见清代官修的规模最大、编辑时间最长、内容最丰富、考据最详实的北京史志文献资料集，其蓝本《日下旧闻》出自著名学者朱彝尊笔下。

1.

风尘燕市访故老

朱彝尊，字锡鬯，号竹垞，秀水（今浙江嘉兴）人，明末大学士朱国祚曾孙。明朝灭亡时，朱彝尊已是16岁的积学士子。乱世之中，朱氏家族遭受兵灾，亲属死难，家产荡然。怀着家仇国恨，朱彝尊加入了秘密抗清活动，牵涉进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“通海案”，名在锁拿之列，被迫逃亡。一年后风声过去，他才得以回乡。

同乡世交长辈、山西阳和兵备道曹溶欣赏朱彝尊的才华，邀请他担任幕宾。为谋生兼避祸，朱彝尊跟曹溶去了山西。他协助曹氏编选诗集、搜访金石，渐渐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眼光，还加入了山西明遗民学术圈子，和顾炎武结为好友。

清初京城著名藏书家、史学家孙承泽完成记录北京制度掌故的《春明梦余录》后，继续致力于《天府广记》，很少接待外人。但孙承泽因友人顾炎武的介绍，破例见了朱彝尊，一谈之下大为佩服，与这位比自己小30多岁的文士结下忘年交。孙承泽事后回访朱彝尊寄居的寓所，看到架上仍有十三经、二十一史诸书。他回去跟人谈起来，叹道：“老夫看这些到京城游学、应举、求官的人，光琢磨攀附显贵。车马红尘中还不忘读书著述的，恐怕只有一个秀水朱十了吧！”孙承泽的褒奖传播出去后，京城的东南文士都十分推重朱彝尊的学问。

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孙承泽完成了《天府广记》。朱彝尊此年正好又到京城，应有机会在孙承泽家中读到《春明梦余录》和《天府广记》。二书为朱彝尊日后纂辑《日下旧闻》的重要参考文献，《日下旧闻》直接引用《春明梦余录》之处即有近百条。

2.

私带书手遭“美贬”
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为缓和民族矛盾、笼络汉族知识分子，清廷特开“博学鸿儒科”，下诏朝廷大臣、地方督抚推荐博学名儒到京考试。朱彝尊应举上京，以布衣中选，得授翰林院检讨，入明史馆修史。

在史馆期间，朱彝尊负责分纂《文皇帝纪》《文苑传》及嘉靖诸臣传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朱彝尊入职翰林院，翰林院中重要文字都归由“博学鸿儒科”晋身的严绳孙、姜宸英、朱彝尊“三布衣”起草。

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，朱彝尊入直南书房，康熙帝还赐住宅一处，在今景山之北、黄瓦门东南。朱彝尊与同僚高士奇一起值班时，聊到京城名胜。高士奇说自己20岁时侨居京师，遍游城内外，曾想撰写一部关于燕京人文地理的书，后来供奉内廷，无暇为之。这类话题聊多了，朱彝尊也若有所思。

朱彝尊供职的南书房，实际上是国家权力中心所在，一旦入直，即大有被皇帝重用的希望。高士奇就是因为康熙帝赏识其书法，从国子监监生先入翰林院，再进南书房。高士奇见到学问比他有根柢的朱彝尊，终究感到有威胁。

有一次坐班，朱彝尊同另外一位同样经“博学鸿儒科”考上来的翰林潘耒一起，与高士奇讨论诗文略有争议，高氏心中便衔恨颇深。不久后高士奇去拜望自己在国子监时的老师、礼部侍郎陈廷敬，提到南书房新来的潘、朱几位“野翰林”，高士奇轻蔑道：“这种人哪里好在皇上身边当差，更别提做翰林了！”

高士奇如此嚣张，因为背后还有资格更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徐乾学替他撑腰。徐乾学见朱彝尊初来乍到就进了南书房，还颇受信任，即使朱彝尊是自己舅父顾炎武的好友，二人此前还经常诗酒酬唱，仍然想把人家拉下来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元旦，朱彝尊如常侍宴南书房，年后上班，继续辑录《瀛洲道古录》。朱彝尊的现任上司、翰林院满掌院学士牛钮得到委托，突然上奏：朱彝尊私带书手（助手）进史局抄书，违反规定。最后上面定下“降一级”的处分，实际上就是罢官了。

朱彝尊中年以后致力纂辑明代文献，带助手来抄书，是其他同事都明里暗里在做的事。掌院学士以此为弹劾借口，实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朱彝尊晚年回忆南书房抄书案，犹云“私心不悔”。从个人名利来看，未必不悔；从保存文献来看，可谓求仁得仁，他又何尝后悔呢？晚清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中，称此事为“美贬”。

3.

藤花影里录旧闻

罢官后，原先的宅子自然收回了，朱彝尊只好到宣武门外租房。宣武门外海柏胡同一带，曾有一座前朝古刹海波寺，寺内古柏森森，时人因而将海波寺误称“海柏寺”，胡同也随之叫“海柏胡同”了。胡同内有一处宅院，庭中两株紫藤，朱彝尊就住在这里，其名“古藤书屋”。

无官一身轻，朱彝尊有了很多空闲时间，不免回忆起在南书房值班时的点滴。那时高士奇描写明清大内宫殿景物制度的《金鳌退食笔记》刚刚问世，这激发了早过知天命之年的朱彝尊心底那种保存文献与文化的焦虑：“故老沦亡，遗书散佚，历年愈久，陈迹愈不可得而寻矣。”

从秀水布衣到南书房侍从，最后成海柏胡同谪臣的大起大落，迫使原本孤介清高，甚至略显单纯的朱彝尊，多少看懂了一些世事，对进入权贵圈子不再抱有幻想。于是朱彝尊抓紧时间整理京城历史地理史料。书屋中一床一桌，四壁藏书山积。他白天或读书，或出门访问遗老，晚上回来整理故事，还去京郊山区摹拓前代碑刻。山道狭窄，只容得下一脚之宽；路途遥远，足底都走出了老茧。他甚至为支持在京开支，入股了一个饭铺，至于求官作幕一概不为。

许是因为朱彝尊无法再成为竞争对手，自己又领了修《一统志》的差事需要专家协助，徐乾学又坦然地来找朱彝尊了。二人一起骑马游览南城，到法源寺门前，徐乾学问：“请教竹垞兄，唐时此寺在幽州城内么？”

朱彝尊答道：“在唐时幽州镇城内东南。当时安禄山僭号称帝，在此建‘潜龙宫’。后来范阳节度使李匡威立碑，亦称‘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闵忠寺’。可见唐末藩镇多不奉中朝正朔，犹沿‘大燕’之称。辽金两朝京城在幽州城故址之上，金朝大定年间，在寺中策试女直进士。悯忠寺故实便是如此。”

徐乾学又问：“既如此，天宁寺、白云观，唐至辽金时也在幽州城内否？”

朱彝尊答：“在幽州城内西侧。元时在金朝燕京城东北建大都，将居民搬至新城，燕京城因而废弃，只有佛寺、道观不曾毁坏。查虞集《游长春宫诗序》可知。”

徐乾学续问：“今西华门，在唐时何地？”

朱彝尊曰：“在唐幽州城东北方向五里之处。往年有宫中贵人在西安门内修建宅院，挖地基时误开古墓，掘得一方《卞氏墓志》，志文称墓主葬于幽州都东北五里礼贤乡。可知唐时幽州城东北，即今西安门。”

徐乾学追问：“我朝都城，即在元大都旧基之上么？”

朱彝尊说：“徐武宁（徐达）攻入大都后，缩小城池，立北平府。靖难后，又营建北京，在元旧都稍南数里之处。嘉靖间增设罗城，早不是辽金时的规模了。”

徐乾学越发佩服道：“我兄弟二人奉命办理《一统志》差使，得以遍读天下志书，深知讨论地理沿革之难。帝都首善之区，竟无可用之书。前朝虽有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，可恨其书颇多错讹，难以尽信，还是竹垞兄勤学博识啊！不如将帝京见闻纂成一书，也算是本朝的《西京杂记》《三辅黄图》了，如何？”

朱彝尊默然良久，方拱手道：“长者有命，不敢推辞。”又请道：“彝尊此前抄纂，颇有积累。可惜尚有若干种书遍觅不得，要劳动健庵公赐抄藏书了。还请俯允。”

“好说！好说！我徐家藏书不少，正该彼此传抄，方无封己守株之弊。”

康熙二十五年夏天，朱彝尊开始闭门整比书稿。旁人看朱彝尊门庭冷落，怀疑他还在因被贬官而满腹牢骚，不知他正和古人在笔墨间较劲呢！次年秋天，《日下旧闻》书成，多达42卷，所用书籍近1700种。就连曾经操纵抄书案而掐断了自己“日边清梦”的徐乾学、高士奇，竟然都为《日下旧闻》作了序言。徐乾学甚至捐出薪水赞助朱彝尊刊刻此书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九月，书稿刊成。

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年），一度官补原职的朱彝尊，与上峰论事不合，果断辞官南归，从此终老故乡。

《日下旧闻》在清初百废方兴之际，汇集历代北京史料及历史掌故，填补了《万历顺天府志》到《日下旧闻考》数百年间北京城历史地理志书的空白，更吸收清代学术发展的新风，提升了此类地志的学术含金量。将近百年后，窦光鼐、朱筠等奉敕在朱书基础上考证增补，扩充为160卷的《日下旧闻考》。朱彝尊保存史料的承前启后之功，不可磨灭。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方志馆 　金玲）

（原标题：朱彝尊与《日下旧闻》）

来源：北京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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